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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语文教育的借鉴与反思

——传统语文教育教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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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读笔记

   说实话,刚拿到书时,就有一种头痛之感,因为光看书名《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就觉得很深奥很理论,而我是最害怕看理论书的。不过,当静下心来细细看时,发现张志公先生抱着一种古今并行的态度做研究,并引用了大量的古籍佐证,让人看得很清楚明白。其中,张先生关于传统语文教育的很多论述给我这个涉入语文不深的人较多启迪,让我仿佛有一种刚刚认识小学语文的感觉。今天,我最想谈谈集中识字带给我的启发。

    刚教书的时候,带了两年一年级。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小孩子,说实话,因为读本科时注意力较多放在文学上,是以当中学老师为目标的。奈何天意弄人,阴差阳错之下进了小学,所以当我拿着语文书去教的时候有一种惶惶然,不知道如何去教。当中,最让我头疼的就是教字。特别是苏教版一年级下册的教材,每课后面都是十个左右的生字。这些生字对于我们来说很简单,可是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却很困难。如何让孩子们正确高效地识记这些生字,成了我的当务之急。说来惭愧,彼时,为了赶教学进度,我只是在教他们书写时带着让他们识记生字,没有仔细地想过如何利用各种方式帮助孩子们识记。

    读了本书,我意识到,集中识字也是一种识字教学的方式。它在前人改进、完善的基础上传承了千年。那么,它流传了这么久,必然有它存在的价值。我们应在古人的经验上,撷取其中的精华,完善自己的教学。比如汉字讲究音、形、义,我们可以从音来归类,从形来归类,从义来归类,通过这些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识记生字。

    在以后的学习和教学过程中,我也会向张先生学习,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从历史中借鉴经验,从当今的语文理论出发,寻求真正有效而适合学生的识字教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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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的初体验

      看到《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的第一眼,我的双眸就好像在书墨花香里流连,封面上叫不出名的小花淡雅别致,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在一个静静的、温暖的午后,阳光洒满了我家的阳台,我惬意地坐在藤椅上,品茗着茶香,翻阅着张志公先生的《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幸福感与满足感油然而生。

     张志公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和语文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汉语语法、修辞学、传统语文教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他那清新自然的语言、精辟中肯的论述,引人入胜,读来获益颇多。它促使我们对传统教育教材性质特点有一个完整而深刻的认识。《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针对张志公先生语文教育的思想来源和现实意义进行阐述,并从总体上概述张先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方式。第二部分是张志公先生的旧作,按照传统语文教育的四个步骤——集中识字、识字教育、读写基础训练、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逐一整理和评介了历代蒙学语文教育的教材和方法,系统地总结和探讨了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教材和方法,系统地总结和探讨了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经验和问题。

       集中识字、识字教育、读写基础训练、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这四个话题,也许是个永远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传统语文教育里重视这四项训练,现如今他们依然是个热潮的话题。张志公先生的很多理念与《2011年语文课程标准》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如写作训练里的“先放后收”的原则----首先鼓励学生大胆地写,保护学生写作的信心与兴趣等等。张先生的思想是前卫的,学习传统的语文教育,以利于我们更好地教学。当然时代在进步,我们要与时俱进,书里的一些不适应当今教学的做法,我们应该摒弃。正所谓该扬则扬,该弃则弃。

      张先生的《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解决了我很多的困惑,比如如何架起读写互动的桥梁,在翻阅了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这两章节后,吹散了笼罩在我心头的愁云,心里顿时看到了曙光,在此书的影响下,我正打算写一篇论文《如何架起读写互动的桥梁》。

      “水本无华,相荡乃成涟漪”,在阅读了《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后,平静的心荡起了层层涟漪,一波又一波,久久散不去。它就像是一盏大海中的导航明灯,给我指引了教学的方向。有了方向,有了奋斗的动力。初读了这本书便有了这么多的感受,我相信在深度阅读之后,我们的收获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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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53  一路顺畅 

初读笔记

● 为什么要研究传统语文教育和教材              

    语文教育的效果不理想,症结在:单从学术研究这个角度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之点,即没有足够的重视传统,正确对待传统。

● 为什么要从研究历代的语文教材入手

    研究历史上的语文教育,求之于教材往往比求之于史传记载的章程、条例更可靠可信一些。教材是实际使用的,而其余则往往是作出来的文章,说得头头是道,但与实际不见得相符。古今中外,语文教材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最为敏感。它反映产生它的社会背景,包括文化传统、风土习俗等等,反映当时社会主导的思想意识,以及教育观点、教育政策,可以说语文教材是语文教育、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的综合性教育读物。语文教材充分体现本国母语的特点,使得思想教育、知识教育以及语文教育便于为儿童、少年所接受。语文教材又受母语特点的制约,如果使用教材得法,语文教材又会起到规范语言,纯化语言,促进语言发展的作用。所以研究教材的意义很大,收获会是多方面的。

● 三项重要经验

(1)集中识字王筠是文字学家,所以他提出先教纯体、再教合体这种合乎汉字构造规律的方法。这个方法,有人采用,不过并不广泛。至于他说必须首先集中教儿童认识两千字,然后读书,这倒是传统语文教育的一项经验总结。集中识字的主要教材是所谓: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2) 当分者分──认和讲,认和写。事物是充满矛盾的,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了主要方面,对其他方面就要‚善于将就,不能面面俱到,样样求全。实际上这并不是将就,事情就应该这样处理。

(3)使用整齐韵语。容易构成简短整齐的句子,容易押韵,这是汉语这种语 言提供的便利。然而,能够认识到这个特点,并且充分运用于初学的教材之中,则不能不承认其中包含着前人的智慧和艰苦的实践在内。这样的启蒙教材使孩子们感到琅琅上口,便于朗读,易于背诵,不觉得多么难得可怕。                                                          

● 识字教育与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相结合

    前人在开始进行阅读教学的时候必须解决的问题:

  1. 怎样把儿童的思想、知识跟“经、史、子…”联系起来,使儿童们能够一步一步地接近那些书,阅读那些书,理解那些书,进而从中受到教育呢?  
  2. 白话和文言之间有递嬗继承的关系,那条鸿沟不是不可逾越的。然而,要跨过去毕竟不容易,得想办法,并且需要一种比较自然的办法,使孩子能够从日常的白话一步一步地接近文言,等到一旦拿起古书来,不至于像是突然到了外国一样。 

    集中识字之后教儿童们多读一点韵语读物,这个办法,不论前人是否有意识地这样作的,客观上对解决上述两个问题有极大的帮助。就内容说,除了少数以进行封建思想教育为目的的训诫类读物之外,其余各类的主要内容都是介绍名物、掌故的。儿童们在识字的同时记住那么一批名物、掌故,等到正式开始教他们读书的时候,显然要方便得多,正像唐彪说的,孩子们也不至于心不在焉地‚仰天口诵‛了。就语言说,从‚三,百,千‛到蒙求,基本上都是用文言的。前边曾经筒略地分析过《千字文》和《三字经》的语言,我们发现,灵活地运用三言和四言韵语,完全可以把文言的各种基本结构表现出来。换言之,从识字起,儿童们已经开始接触文言,学习文言。可是,由于三个字泗个字的短语,不是佶屈聱牙的长句子,并且还押韵,念起来像唱歌一样,并不觉得别扭,几乎不怎么觉得这跟自己说的话有千百年的距离。这样,时间一长,孩子们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一些文言习惯,等到正式读文言故事,以至读点短浅的文言文,就不会感到面生可疑或者面目可憎,也不至于瞠目结舌,不知所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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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采用集中识字,而且字不重复。现代语言教材无效重复占90%以上,古人恰恰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独辟蹊径。“三、百、千”,其中《三字经》共1616字,《百家姓》共576个字,《千字文》共1000个字,“三百千”合起来共有汉字3192个,但不重复使用的字约2200个,生字占全部字数的70%,这么大密度的生字量,现代语言教材是望尘莫及的。

当我们用现代生理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教育学的基本原理去研究以上的古代识字教材和古人的识字教学方法时,会发现它们是非常符合儿童认知规律的:首先是教材。古人早就发现汉字像一盘散乱的珍珠,一个字一个词学习是非常笨拙的,必须用义理这根线将散乱的珍珠穿成串才好学。在形式上必须做到八字成韵,四字组词,两字分节,单字定声。这样每个汉字就会在特有的音流、形流和义流中固定下来。心理学证明,当无意义的识记材料按音节韵律排列后,记忆效率至少能提高10倍以上,如果再加上义理,记忆效率就更高。这就是古代识字教材的诀窍。再看教法。儿童识记的特点是先整体输入,后逐步细化。古人很早就悟出了这一点,他们先利用儿童形象记忆强的特点,把几千字的课文背得滚瓜烂熟,这时儿童对字形的感知已有了六七成,稍加训读,即可分句组词,单个指认。这种文——句——词——字的顺序显然是从整体走向分散,符合儿童形象思维的特点。现代识字教学中的字——词——句——文的顺序则是从分散走向整体,符合成人抽象思维的特点。

实践证明,古人的识字方法有独到之处,相当高明,也非常合理,儿童学起来轻松得多,效果也好得多。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必须要认识一定数量的字才能开始读和写。所以历代识字教学大多主张先集中识字,然后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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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最近这段时间,在深深浅浅中阅读张志公先生编著的《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虽然只读了一小部分,但是对我的影响却是很深的。

   首先在《导言》部分,认识了这样的几点:一、为什么要研究传统语文教育和教材。让我明白了现在,基础教育阶层的语文教育还不够理想,有做的比较好的或者很好的,但是比例不大,也有做得相当差的。这种情况,对于以后各层次的教育很不利。总的说,对现代化建设是不利的。因此,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今天,在已经或即将进入信息社会的时代,语文教育本身就肩负着很重的责任,它已经不仅仅是为别的学科、为接受更高的教育服务了。二、为什么要研究历代的语文教材。古今中外,语文教材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最为敏感的。它反映产生它的社会背景,包括文化传统、风土习俗等,反映当时社会主导的思想意识,以及教育观点、教育政策。三、社会背景和语言文字。在整个封建社会及其延续期间,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其次,也了解了从先秦两汉时代一直到清末,蒙学的发展历史。

第三,在识字教育中,我了解了有哪些集中识字教材,了解了《急就篇》《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的源流。还有另一路识字教材,比如《开蒙要训》《新编对相四言》。

第四,了解了张志公先生提出的识字的三条重要经验:集中识字,当分者分,使用整齐韵语。

以上几点,就是我初读《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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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初读笔记

 

初读张志公先生《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有许多收获,仿佛有很多理解,但反思却很零碎,不成体系。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我们语文教育工作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有好些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要研究我们的教育方针,研究语文教育的任务,研究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研究我国当前青少年和儿童的语文状况,研究他们语言文字能力成长发展的规律,要总结我们的语文教育经验,要研究我们的《语文课程标准》,总之,要研究当前与语文教育有关的种种实际。

一方面是研究我国语文教育的传统,看看其中哪些作法是坏的,错误的,哪些是虽然不坏但已过时的,哪些是仍有现实意义的。坏的,批判它;错误的,有些可以引为鉴;过时的,有些可资参考;仍有现实意义的,就应当加以运用。对于传统的经验,过去几十年没有研究过,只是全盘地加以否定。曾经有人倡导过“读经”,那只是反动思潮的一种反映,开倒车的玩意儿,跟吸取传统经验是不相干的两回事。再一方面是研究外国的经验,哪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哪些是虽然好而不适合我们的情况和需要的。都需要我们去思考。

探讨传统语文教育,我们的着眼点应该在方式和方法方面多做文章。

    所谓方式方法,指的是教学的步骤、训练的途径、教材的编排这些方面,因为这都与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有关,是利是弊,对我们有较大的参考意义。至于教学中的一些具体方法,诸如怎样讲课,怎样指导等等,实际上是注入多于启发,强制多于诱导,既于我们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也不值得多费笔墨去批判。因此,除了少数地方,一般也没有多加讨论。

    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古代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分家,而当时的语文教育又以应付科举考试为主要目的,因而许多做法都是从念文言文和写文言文的需要出发的,这无疑地使语文教育的方式方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最突出的一点是前人绝少注意到说话能力的培养。在语文教育的这个重要方面,可以说,前人没留给我们任何经验,正相反,留下来的倒是一种难除的积习一直到今天,不少教师在语文教育工作之中还是只重目治,而忽略口耳识练。除此以外,别的一些方式方法,即使是在当时行之有效的,也由于文言白话的不同,今天未必能直接加以运用。当然,文言也罢,白话也罢,毕竟都是我们自己的语言。文言白话之间,差异之外,在词汇、语法、修辞的基本因素方面还有显著的继承性。因此,教和学的方式方法,很多地方也就能够相通。不过,在我们对传统的语文教育作了一些探索研究,找出来某些经验之后,怎样把那些经验用之于今日,也还需要作很多的研究和实验。继承遗产并不是简单地接收。不付劳动,只享现成,把前人的经验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肯定是不行的。

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一文中指出:“传统语文教育非常重视字的教学,采取的办法是集中识字。儿童入学后,用一年左右的时间集中认两千多字,以后集中识字课文逐渐形成“三、百、千”那么一套,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本合起来正好是两千多常用字)……再者,“三、百、千”音节整齐,押韵,也不太艰涩,便于学童记诵。这个办法不失为一个好的经验。正因为如此,集中识字,使用“三、百、千”做教材,这个办法通行上千年。”

由此,想起了孙双金老师《12岁以前的语文——重构小学语文教学体系》,这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我们认为,小学语文教育的第一内容是国学经典。中国文化是儒释道三家文化,其中尤以儒家文化为主流、主脉。什么是经典?《现化汉语词典》上说:“经典,就是历史留传下来的具有权威性、典范性的著作。”那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声律启蒙》、《增广贤文》就是国学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我们的“经典”一直没有中断,如果现在再不重视,我们就面临着中断的危险。“经典”的意义在哪里?它是我们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它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依据。它也是几千年来,我们民族屡遭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纽带。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此文化遗产在我们这一代消失,我们将是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从小诵读国学经典意义重大,首先在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延续。其次在于“蒙心养正圣功也”。蒙童时期应该培养纯正无邪的品质,造就圣人君子的气质,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境界。再次,“读书变化人的气质”(朱熹)读国学经典能改变每个人的气质。一代人的气质变化了,就影响社会风气。“五四”时期把传统文化经典解构了,我们失落了它,现在我们再把它重新找回来,在当今现代文明的背景下重建它,重建新的文明秩序。

小学语文教育的第二内容是诗歌经典。有人说,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中国教育的核心是诗教。孔子对儿子孔鲤的教育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在广大中国民间,孩子呀呀学语,首先背诵的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些琅琅上口的五言绝句。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无言之美》一文中这样表达他对诗歌的认识:“就文学说,诗词比散文的弹性大;换句话说,诗词比散文所含的无言之美更丰富。散文是尽量流露的,愈发挥尽致,愈见其妙。诗词是要含蓄、暗示,若即若离,才能引人入胜。现在一般研究文学的人偏重散文——尤其是小说,对于诗词很疏忽。这件事实可以证明一般人文学欣赏力很薄弱。现在如果要提高文学,必先提高文学欣赏力,必先在诗词方面特别下功夫,把鉴赏无言之美的能力养得很敏捷。因此我很希望文学创作者在诗词方面多努力,而学校国文课程中诗歌应该占一个重要的位置。”

小学诗歌怎么筛选,我们认为应以中国古代诗词为主,以现代诗歌为辅。一二年级可以历代著名绝句为主,约80首左右。三四年级可以唐诗为主,约80首左右,五六年级可以《诗经》、《古诗19首》、《楚辞》、《宋词》节选为主大约80首左右。现代中外诗歌可以名家短篇为主,精选冰心、泰戈文、普希金等名家适合小学生诵背的名篇约60篇,这样小学阶段古诗加现代诗约300首左右。真正达到古人所讲:“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读诗使人灵秀”,“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境界。通过诗教涵养我们民族的气质,培养有高贵气质的一代新人。

小学语文教育的第三内容是儿童文学经典。如果说国学经典、诗歌经典更多地的是面向过去,面向历史的话,那儿童文学经典就是面向现代,面向儿童。因为儿童文学是专门写给儿童阅读的文学,它充满幻想、充满想象力、充满情趣和童心。张志公先生在《汉语教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中说:“文学教育是一种精神教育,思想教育,美学教育。同时又是一种非常有利于智力开发的教育。学文学有助于发展联想能力,想像能力,创造思维能力。文学和科学绝非没有关系。有这样一句名言:“很难说牛顿和莎士比亚谁需要的想象力更多一点。”儿童是天生的幻想家,天生的作家,天生的诗人,天生的哲学家。因此儿童文学是小学文学教育重要的基石。

小学阶段儿童文学可大致分为:低年级以阅读绘本为主,中高年级以童话和儿童小说为主。当然教师要给学生精选名家名篇,在激发阅读兴趣的前提下鼓励学生自由阅读,共享阅读,亲子阅读。

以上是初读《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一些粗浅思考,待再读再思后,再写心得,期更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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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一)为什么要研究传统语文教育和教材

在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育是最基本的,或者说,是教育的第一个层次。现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还不够理想,有作得比较好的或者很好的,但是比例不大,也有作得相当差的。这种情况,对于以后各层次的教育很不利。。

语文教育的效果不理想,症结何在呢?

因素自然是多方面的。单从学术研究这个角度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之点,即,没有足够的重视传统,正确的对待传统。

(二)为什么要从研究历代的语文教材入手

古今中外,语文教材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最为敏感。它反映产生它的社会背景,包括文化传统、风土习俗等等,反映当时社会主导的思想意识,以及教育观点、教育政策,可以说语文教材是语文教育、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的综合性教育读物。

(三)社会背景和语言文字

在整个封建社会及其延续期间,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当中有过一段“百家争鸣”,但到西汉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所谓儒家思想包括孔子学派和源出孔子的思孟学派,以及发展到宋代演变出的程朱理学,再发展演变出(特别到明代以下)的道学。那已经步入封建社会的没落阶段了。儒家思想之外,又加入了佛家思想。东汉时期印度的佛教传人我国,到魏晋南北朝而大普及。后经唐初抵制了一下,并没能把它压下去。至少,作为一种思想,长期存在着,并且也分了不少流派。此后,佛学和儒学逐步靠拢,互为表里,相互为用。

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就是说,语言成分由小向大组合的时候,没有繁难的形态变化的那种制约,只要意义上合得拢,符合习惯,就能组合,非常灵便自如。

(四)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理解要更全面一点

 蒙学、蒙书是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对此研究很不够,并且往往有所偏。或者认为它一切都好,或者认为它一无是处。

古代蒙学的情况,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很少。从现存的记载和教材来看,先秦两汉时代就很重视对少年儿童进行识字教育和句读训练。

这段时期的蒙书,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有两种,一是管子的《弟子职》,一是史游的《急就篇》。这两种书流传使用了很长的时间,对于后来的蒙书,有很大的影响。

经过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蒙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识字教育,适应新的需要有了新的发展,《千字文》,《开蒙要训》。第二是出现了新的进行封建思想教育的蒙书,如《太公家教》和《女论语》等。第三是运用以上两类蒙书的编法(用整齐的韵语),产生了新的一类讲掌故故事的蒙书《兔园册》和《蒙求》等。

到了唐代,蒙学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一套,包含互相配合的三个方面:识字教育,封建思想教育,知识教育。

宋代继唐代的道路,又有了新的发展,从宋到元,基本上完成了一套蒙学体系,产生了大批新的蒙书,宋元以下,可以说只有较小的发展和补充,再没有很大的变动。这套体系的大致情况是:第一,识字教育方面,继承了《千字文》,补充了《百家姓》和《三字经》;另一方面,“杂字”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识字教育的另一条路线,与“三,百,千”相辅而行。第二,在封建思想教育方面,一则用《千字文》《三字经》深入到识字教育中去;再则以程朱理学为依据,产生了新的教材《小学》和大批性质相类似的书;此外又运用《弟子职》和《蒙求》的形式,产生了大批韵语的训诫读物。第三,在《蒙求》的基础上发展出来一大批历史知识教材,如《史学提要》等。同时出了一些介绍各科知识的教材,如《名物蒙求》等。第四,产生了重要的初步阅读教材──诗歌读本《千家诗》和散文故事书《书言故事》和《日记故事》。第五,在初步识字和初步阅读的教育之上,产生了一套读写训练的方法和教材──属对,程式化的作文训练,专作初学教材用的文章选注和评点本。

宋元以下,蒙学大致不离乎上述的规模。封建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仍是沿着宋元以来的道路前进,中间也产生了一些新课本,有的流行较广,影响很大,例如《小儿语》《弟子规》《鉴略》《幼学》《龙文鞭影》《昔时贤文》等等,到了清末维新运动之后,还产生了一些用蒙求形式介绍新知识的蒙书,如《时务蒙求》《地球韵言》《算学歌略》等等。《千家诗》一直风行,后来并且产生了编法近似的《五言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也出了一些以进行封建思想教育为主要目的的诗歌教材,如《小学千家诗》等等,属对的训练一直沿用下来。从模式发展到程式化的作文训练──八股文,跟科举考试完全结合起来。文章选注评点的办法继续采用,陆续出现了不少新的选本。讲基本的文字、声韵等知识的蒙书和蒙学用的工具书也出亍一些。此外,还产生了几种总结前人经验、专谈教学方法的著作,如崔学古的《幼训》《少学》,王筠的《教童子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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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语文经验之石  磨课堂教学之玉

近期,读完《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这本书的导论部分,我就对此书爱不释手,如获珍宝一般。虽然它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阔论的观点,也没有前卫的思想,但是它有无数条让人信手捏来的语文教学经验。

年逾古稀的张志公先生凭借着他对语文教育的满腔热忱,开拓的研究精神,以及对历史的理性原则的态度坚持语文学术的研究工作,这种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精神着实令我感佩。我想他的这种研究精神值得我学习。他在语文教育研究方面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张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一书中总结得出:整个的语文教育过程是由三个阶段构成的。开头是启蒙阶段,以识字教育为中心,其次是进行读写的基础训练,第三是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他在对于传统的研究中表现出了不以己蔽己的科学批判精神,让学术思维始终处于对问题不息的探索之中,让学术思想充满了活力。他重点强调语文教学要重视训练,重视语言实践,要多读多写,写“放胆文”等等。他还总结得出传统语文教育的三大经验:一是语文教育从汉语文的实际出发,并且充分运用汉语文的特点来提高教学效率;二是着眼于语文的工具性,采取让学生多读多写,在训练中掌握语文能力的原则和方法,丰富学生的语文积累,培养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三是重视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使他们自己能够不断地增长读书、作文的能力。此外,他结合汉字的特点和儿童认知发展的规律总结得出集中识字、当分者分——认和讲,认和写这三项重要经验等。

     总之,张志公先生对语文教育的研究足以为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筑起一道“经验壁垒”,让我们在今后的语文教学与研究中,有经验可施,有理论可寻,有方向可行,只要我善于寻摸这些经验的着力点、生发点、拓展点,定能用一块块坚实的经验之石,去打磨出一节节完美玉石般的真彩语文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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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笔记:

本来是抱着完成作业的目的强迫自己打开读张志公先生的《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一读似一颗橄榄,越嚼越有味道。读来收获颇多。

张先生在书中对中国蒙学的传统语文教育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对中国传统语文的教学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解剖。既理清了中国蒙学语文教育发展史的脉络,又归纳总结了传统语文教学的方式方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作者明确指出,在中国传统语文教学经验中,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工作者借鉴。我们语文工作者可以从中国传统的语文教学中得到不少的启示和教益。

张先生在书中导言中写道:语文教育的效果不理想,一个非常重要之点,即没有足够重视传统、没有正确地对待传统。张志公先生的研究,所着眼的主要是蒙学课本,研究蒙学课本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但以此而对传统语文教育作出判断,却是不行的。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不止是有蒙学课本,在传统教育中,蒙学课本固然是发挥了一些作用,但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在传统语文教育中,经典比蒙学更重要,而且,有一些家庭指导儿童学习,一开始就不学这些蒙学课本,而是直接阅读、背诵经典。

同时他为我们概括了传统语文的三大经验:一、语文教育从汉语文的实际出发,并且充分运用汉语文的特点来提高教学效率。二、着眼于语文的工具性,采取让学生多读多写、在训练中掌握语文能力的原则和方法,丰富学生的语文积累,培养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三、重视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使他们自己能够不断地增长读书、作文的能力。

剖析了传统语文教育的三大问题:一、传统语文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写作能力并应试做官。二、教学的主要内容是识字+读古文+作古文。三、学习语文的主要手段是记诵摹仿。

四大积弊:一、完全脱离语文实际,语文教学全部以书面训练为内容,根本不顾口语实践。二、完全脱离应用实际,交给学生读的古代圣贤的经典和历代名家名著,要求学生写的是模仿前人,甚至是完全程式化的毫无实际用处的八股文。三、严重忽视语文知识教育,对于当时十分发达的文字学、训诂学、声韵学等,教学中基本不涉及,只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生搬硬套。四、严重忽视文学教育,教学中基本是经书、史书,多是供学生背诵模仿之用,文学作品难以登上所谓的“大雅之堂”。

 当然 唐晓敏先生博文《张志公的传统语文教育研究之得失》(2014.5.9)指出:“张志公先生的研究,所着眼的主要是蒙学课本,研究蒙学课本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但以此而对传统语文教育作出判断,却是不行的。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不止是有蒙学课本,在传统教育中,蒙学课本固然是发挥了一些作用,但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在传统语文教育中,经典比蒙学更重要,而且,有一些家庭指导儿童学习,一开始就不学这些蒙学课本,而是直接阅读、背诵经典。”我认为,在张志公先生对语文的思考里,“工具论”仍旧是主导,这是1990年代语文教育思想的主流,张志公自然未能免俗。但看了这本书至少可以明白:一百年前的教师是怎样教书的?使用的是什么教材?然后才可以思考:这些历史遗产对我们还有多大用途?怎样用它们来为我们的教学服务?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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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初读笔记(一)

  • 传统语文教育的四个阶段
  1. 初期识字教育和写字训练,属于启蒙阶段。主要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急就篇》等。
  2. 识字教育与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相结合,是以启蒙教育为基础的进一步的识字教育阶段。主要教材是《弟子规》、《女儿经》、《昔时贤文》、《兔园册》、《蒙求》、《龙文鞭影》等。
  3. 初步的读写阶段。主要教材是《书言故事》、《日记故事》、《咏史诗》、《千家诗》、《神童诗》等。
  4. 进一步的读写训练。主要教材是《文章轨范》、《古文关键》、《古文标注》、《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古文笔法百篇》等。
  • 传统语文教育的三大体系
  1. 建立了成套的、行之有效的汉字教学体系。
  2. 建立了成套的、文章之学的教学体系。
  3. 建立了以大量的读、写实践为主的语文教学法体系。
  • 传统语文教育的三大经验
  1. 语文教育从汉语文的实际出发,并且充分运用汉语文的特点来提高教学效率。
  2. 着眼于语文的工具性,采取让学生多读多写、在训练中掌握语文能力的原则和方法,丰富学生的语文积累,培养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
  3. 重视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使他们自己能够不断地增长读书、作文的能力。
  • 传统语文教育的三大问题
  1. 传统语文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写作能力并应试做官。
  2. 教学的主要内容是识字+读古文+作古文。
  3. 学习语文的主要手段是记诵摹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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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初读笔记

一、导言

(一)为什么要研究传统语文教育和教材

   在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育是最基本的,或者说,是教育的第一个层次。儿童、少年只有先学了语文,才能进一步学习自然的、社会的各种常识;再进一步,学习各种或某种专科知识和技能;更进一步,研究探求高深的知识、理论和技能。
  现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还不够理想,有作得比较好的或者很好的,但是比例不大,也有作得相当差的。这种情况,对于以后各层次的教育很不利。总的说,对现代化建设是不利的。因此,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不少教师重视了,作了不少研究工作和各实验。然而,苦于成效不十分显著,或者在某一处或某一点上有些成效但未能推广。今天,在已经或即将进入信息社会的时代,语文教育本身就肩负着很重的责任,它已经不仅仅是为别的学科、为接受更高的教育服务的了。

(二)为什么要从研究历代的语文教材人手

根据古代历史的记载,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各诸侯国互相交往,派出的“外交”人员都那么能言善辩j从西周时代起,历朝历代,出现了那么多优秀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以至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著作。从这些事实似乎可以推断,古人有一套或几套行之有效的语文教育的办法。可惜,只有东鳞西爪的叙述,缺少详备的记载。所以流传下来的教材就显得特别宝贵。

说实在话,研究历史上的语文教育,求之于教材往往比求之于史传记载的章程、条例更可靠可信一些。教材是实际使用的,而其余则往往是作出来的文章,说得头头是道,但与实际不见得相符,回顾清末的《奏定学堂章程》以及随后相继而起的“课程纲要”、“课程标准”之类,就都说得言之成理,但实际的教育教学与之出入很大,大多是各学校各教师各行其是。

古今中外,语文教材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最为敏感。它反映产生它的社会背景,包括文化传统、风土习俗等等,反映当时社会主导的思想意识,以及教育观点、教育政策,可以说语文教材是语文教育、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的综合性教育读物。语文教材充分体现本国母语的特点,使得思想教育、知识教育以及语文教育便于为儿童、少年所接受。语文教材又受母语特点的制约,如果使用教材得法,语文教材又会起到规范语言,纯化语言,促进语言发展的作用。

(三)社会背景和语言文字

关于语言、文字要略多补充几句。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就是说,语言成分由小向大组合的时候,没有繁难的形态变化的那种制约,只要意义上合得拢,符合习惯,就能组合,非常灵便自如。基本的语言成分──词,大都是单音节的和双音节的,多音节的极少。汉字是一种独特的文字体系。每个字表示一个带声调的音节(不是一个音素),有一定的形体,表示一定的(一个或多个)意义。汉字的形体有很大的特点。古人说汉字有六种造字方法,实际上从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所谓“形声”字逐渐成为汉字的主体。所谓“形声”,就是说,这个字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形旁”,表义,一部分是“声旁”,表音。表音问题不去说它。这里只说说形旁表义。秦始皇“书同文”,在篆书的基础上形成了隶书,基本上没有象形的味道了。所谓“形”旁,并不象形,它表示的不是这个字的确切含义,而是提示一个意念范围,引起人们联想以至想像。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一个很有用的“符号”。“氵,提示这个字的意义是液体范围的:“油,酒”,“汗,泪,涕”,乃至自然界里容纳水的东西:“江,河,湖,海”。这个作用非常大,几乎使每个常用字都成为多义的。甲字同乙字合用是一个意思,同丙字合用是另一个意思,同丁字合用又是一个意思。如:“柴米油盐”,“油腔滑调”,“油头滑脑”,“添油加醋”,“春雨贵如油”,“焚膏油以继晷”,等等。由于前两个特点,汉语的基本语言成分──词在语言里已经很够活跃了,再有这么一种文字,在书面上,如虎添翼,达到了千变万化,用法无穷的境地。这三个特点合起来,产生了这样三个后果:容易造成整齐的句子,可以通篇是三字句,或四字句,或五字句;容易构成对偶;容易押韵。且不说这些后果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单就编写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材而论,是非常有利的。

(四)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理解要更全面一点

 从封建社会的基础教育阶段就有一路和“三,百,千”八股文”走着另一条道的思潮和实践。研究传统语文教育不应忽视这一类的思潮和实践经验。这样,我们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理解会更全面一点。总之,蒙学、蒙书是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对此研究很不够,并且往往有所偏。或者认为它一切都好,或者认为它一无是处。

(五)几点说明——本书与1962年《传统语文教育初探》的关系

要研究传统的语文教育,不能不首先探索一下蒙学的发展情况。必须对蒙学的一般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才能比较确切地了解语文教育这个方面的特点和问题。但是,探索蒙学的发展情况,有一定的困难。主要是可用的文献材料不多。关于蒙学,前人的记载很少;各种课本,过去的藏书者多不重视,大都散失,现在收集起来很不容易。就连从前的书目之类,对于蒙书也不多著录,现在想查考一下书名都很麻烦。至于对蒙学和蒙书进行一些比较系统的研究整理,这种工作前人作得更少。中华书局曾经收集并且展览过五六十种童蒙读物;胡怀琛曾经写过一本《蒙书考》,开列了大约一百种所见所知的蒙书,辑录了几十条有关的资料;这些,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不过收集考查的范围都还不大,分析研究更付缺如。前人提供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如此之少,而个人的见闻又极有限,因此,对于蒙学的这项探索工作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主要是其中的语文教育和教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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